乔纳森·变风变雅
2010年1月外文书单
乔纳森 发表于 2010-01-24 11:45:48
2010年1月外文书单
英文
柯嘉豪《高僧：中古中国圣传里的佛教理想》
李来福编《哥本哈根东亚研究25年》
James Kirwan《康德的美学》
Hiroshi Uchida《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的〈逻辑学〉》
乔纳森·卡勒《索绪尔》（评注：有中译本。）
约尔恩·吕森主编《西方史学思维》
穆斯塔法·阿巴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评注：有中译本。）
Roger Fulford《乔治四世》
Felipe Fernandez-Armesto《食物史》
Steele Commager编《维吉尔评论选》
Sherry Roush《赫尔墨斯的诗琴：意大利诗歌的自我批注，从但丁到康帕内拉》
J.W.H.Atkins《17、18世纪英国文学批评》
Ernest Tuveson编《斯威夫特评论选》
南希·米特福德编《位高者的责任：英国贵族特征刍议》
彼得·盖伊《我的日耳曼问题：在纳粹时期柏林的成长史》
《新渡户稻造著作集》第三卷
法文
Clement Rosset《更坏的逻辑》
Pierre Boudot《破碎的尼采》
让-吕可·南希《自由的经验》
Daniel Lagache《情妒》
Paul Hazard《拉马丁》
德文
《赫尔德文选》
Rudolf Borch《叔本华》
Astrid Seele《歌德的女人》
日文
中村元编《佛教语源散策》
道端良秀《罗汉信仰史》
佐藤健《阿弥陀所来路：大谷探险队一百年》
木田元《反哲学史》（评注：书名挺好，不过没看出来“反”在哪里。）
江上波夫、佐原真《骑马民族来过吗？没来过吗？》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与现代》
饭田鼎《福泽谕吉》
高桥昌郎《福泽谕吉》
高木正幸《新左翼三十年史》
Augustin Berque《空间的日本文化》
山田宪太郎《香料》
内田百闲《幼年时代》
新明正道《现代社会学的视角》
佐佐木交贤《迪克海姆社会学研究》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著、山本镇雄译《现代社会学诸相》
《文艺读本 兰波》
堀口大学《法国现代诗的读法》
英文
柯嘉豪《高僧：中古中国圣传里的佛教理想》
李来福编《哥本哈根东亚研究25年》
James Kirwan《康德的美学》
Hiroshi Uchida《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的〈逻辑学〉》
乔纳森·卡勒《索绪尔》（评注：有中译本。）
约尔恩·吕森主编《西方史学思维》
穆斯塔法·阿巴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评注：有中译本。）
Roger Fulford《乔治四世》
Felipe Fernandez-Armesto《食物史》
Steele Commager编《维吉尔评论选》
Sherry Roush《赫尔墨斯的诗琴：意大利诗歌的自我批注，从但丁到康帕内拉》
J.W.H.Atkins《17、18世纪英国文学批评》
Ernest Tuveson编《斯威夫特评论选》
南希·米特福德编《位高者的责任：英国贵族特征刍议》
彼得·盖伊《我的日耳曼问题：在纳粹时期柏林的成长史》
《新渡户稻造著作集》第三卷
法文
Clement Rosset《更坏的逻辑》
Pierre Boudot《破碎的尼采》
让-吕可·南希《自由的经验》
Daniel Lagache《情妒》
Paul Hazard《拉马丁》
德文
《赫尔德文选》
Rudolf Borch《叔本华》
Astrid Seele《歌德的女人》
日文
中村元编《佛教语源散策》
道端良秀《罗汉信仰史》
佐藤健《阿弥陀所来路：大谷探险队一百年》
木田元《反哲学史》（评注：书名挺好，不过没看出来“反”在哪里。）
江上波夫、佐原真《骑马民族来过吗？没来过吗？》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与现代》
饭田鼎《福泽谕吉》
高桥昌郎《福泽谕吉》
高木正幸《新左翼三十年史》
Augustin Berque《空间的日本文化》
山田宪太郎《香料》
内田百闲《幼年时代》
新明正道《现代社会学的视角》
佐佐木交贤《迪克海姆社会学研究》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著、山本镇雄译《现代社会学诸相》
《文艺读本 兰波》
堀口大学《法国现代诗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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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杨宪益的遗产
乔纳森 发表于 2010-01-14 10:24:25
杨宪益的遗产
刘铮
《红楼梦》的翻译
杨宪益先生作为翻译家可谓译作等身。单从数量上看，他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考虑到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我就不再多讲了。若从质量上着眼，恐怕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杨宪益、戴乃迭二先生的中译英，译文是流畅的，意思的准确度也是较高的，文化上感到隔膜的地方很少；另一方面，客观地讲，他们的英译文在地道、优雅、贴近原文风格等方面还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在文字的处理上，随意性也比较大。比如，在杨、戴译的《宋明平话选》中，《错斩崔宁》一篇未将“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晦，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一句译出，也许是觉得后面的这两个典故解释起来过于烦琐。这个理由说得过去，但西方读者若以为自己读到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调，那就只能说是一种错觉了。
杨、戴译的《红楼梦》经常被拿来与霍克思译本比较，有人认为杨译胜，有人坚持霍译佳。一般的论调是，杨、戴译更贴近中文字面，霍克思则更多的考虑了英语世界读者的欣赏习惯和认识特点。这里且举一个例子，比较看看。《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末尾，宝玉听了黛玉的葬花辞：“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的自己伤心，却不道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
杨、戴译：Pao-yu, listening, was overwhelmed with grief（中文直译：宝玉听了，满腔愁绪）。
霍克思译：All this was uttered in a voice half-choked with sobs; for the words recited seemed only to inflame the grief of the reciter—indeed, Bao-yu, liste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ck, was so overcome by them that he had already flung himself weeping upon the ground（中文直译：上面这些是哽咽着说出的。这些话貌似只是引发了吟诗者的愁绪，而实际上，在石头另一侧听着的宝玉已被深深打动，竟扑在地上，哭了起来）。
显然，杨、戴在这一句的处理上是比较随意的，将一个本来并不十分简单的句子译得过于简短，不少关键性的信息都没能交代清楚。霍克思的译文，反而是尽量贴着原文走的，因此，在字数上比杨、戴译多出数倍。不过，霍克思在此略有欠缺的是，原文的“早已痴倒了”不像“已被深深打动，竟扑在地上，哭了起来”这么直白、动作感这么强，“痴”这个《红楼梦》里的关键词也没得到体现。
从上面这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单纯强调杨、戴译更贴近中文字面，是不大妥当的。我认为，更准确的提法也许是，在多数情况下，杨、戴译本中所带的中文痕迹更重，而简省缩略的地方也并不少。张南峰先生曾在《中西译学批评》一书中提出，杨宪益、戴乃迭因受政府委托从事翻译，会受到官方规范的制约，他们着眼的不是英语世界的接受，而是该书的赞助人和主要读者的接受，他们的目标文化不是译语文化，而是来源文化。这也就意味着，杨、戴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给真正的外国读者看的，而是给会点英语的中国读者看的。事实恐怕也正是如此——如果可以暂不考虑其中无法忽视的文化经营与文化权力问题的话。此外，李晶在《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一书中也针对杨、戴译《红楼梦》指出：“由于‘文革’主流话语体系的禁欲主义倾向导致文学作品对性的描写讳莫如深，译者在翻译中还是删去或淡化了原著中与性有关的内容，以期译作为翻译赞助人和目标读者所接受。”综合来看，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因素造成的，杨、戴译《红楼梦》事实上并不是一部严格遵循原著的译本，明白这一点，对正确评价杨宪益、戴乃迭两位先生的翻译成就至关重要。
钱锺书的批评
杨宪益先生晚年曾写过一篇《回忆钱锺书兄》（很可能是根据口述记录整理而成的），当中谈到：“我们离开英国后，就好多年没有见过面……日本投降后，我也同编译馆去到南京，差不多就在这时，他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当时好像是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主编了一本图书馆内部的英文学刊，刊名是希腊文，意思是《爱好读书》，大概同现在的《读书》月刊差不多。他向我约稿时我正对中西交通史有兴趣，写过一些汉魏到唐宋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东罗马友好关系的读书笔记……我就给他寄过两篇英文稿子，大概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这两篇英文稿子他的学刊也都登载了，他还寄来过那两期学刊。”范旭仑先生曾指出上述文字记述失实的地方：钱先生当时在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主编英文馆刊PHILOBIBLON，中文名叫《书林季刊》，共出七期（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公开出版，与“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不类。杨文一篇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号，“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部分是他后来收入《译馀偶拾》里的《迦腻色迦王的年代问题》的英译本，第二部分即《译馀偶拾》中的《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另一篇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号，“Chinese Account of 18th - Century England”（《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记载》，亦见《译馀偶拾》）。“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顶多说对了一半。
我不晓得杨宪益先生是没看见、忘记了还是特意没提，钱锺书先生曾在1948年第二期《书林季刊》上发表过一篇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 （谈谈《老残游记》第二章），评的正是杨宪益先生的《老残游记》英译本。这篇文章现已收入《钱锺书英文文集》一书，但我想，读过的人也许不多，因此在这里介绍几句。钱先生在文章中一面称杨译《老残游记》是am admirable translation（值得佩服的译本），另一方面又措辞严厉地指出，将“老残”译成Mr Decadent（直译：颓废先生）是错的，原话是：There is a definite suggestion of the mad, bad and sad fin de siecle about the English word "decadent" which would be here quite misleading（英语的decadent一词带有一种明确的疯狂、败坏、悲哀的世纪末意味，用在这里是很不对劲的）。即便是像该书英国版那样改为Mr Derelict（直译：被弃先生），也不准确。钱锺书先生解释说，《老残游记》中明确提过，“残”字借自一个和尚——懒残（杨宪益译为Lazy and Decadent），也就是《宋高僧传》里的明瓒和尚。而这个“残”，是残羹剩饭的“残”——明瓒“好食僧之残食，故残也”——跟“颓废”根本没有关系。杨宪益先生的《老残游记》译本上世纪80年代重新出版过，书名已经改为The Travels of Lao Can，直接用了音译。这跟钱锺书先生提的看法有无关系，不得而知。
重提这桩公案，目的是想指出，尽管杨宪益在他的自传中、在他的文章里多次以友善亲近的口吻提及钱锺书先生，但我们应该明白，在学问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钱锺书先生并无假借。我们应该以更坦荡、更理性、也更少拖泥带水的态度看待学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学人之间的学术水平存在客观差距的时候。
考证与作诗
杨宪益先生是个中西兼通的通才，而这种通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并非特别稀见。在中西史地考证方面，杨先生有他一小份颇有意思的成果，这就是《零墨新笺》，也即后来的《译馀偶拾》。对这本著作该如何评价，恐怕学术背景不同、所受学术训练相异的人不容易达成共识。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是那种想象力忒丰富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陈寅恪先生也是想象力忒丰富的人），这种人善于联想，长于识别模态，能在貌似并无关联的事物中发现共性。不过，这种联想能力理应受到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制约，否则就会流于狂想。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杨先生说中国的十四行诗出现得比意大利早两百多年，证据是李白有一首诗是十四行的，押韵方式也与意大利式十四行诗相近。至于李白的其它诗作如何、李白这首诗又以何种代表性以及何种语言呈现方式传到西方并被西方接受，杨先生就没有提了。张治先生评价说：“其考证多是涉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然实际只能算作是比较文学的思路，因为殊少中间环节的论证，谈不起“交通”二字……杨先生大多的考证还是靠不住的，盖以文学想象或今所谓的‘比较形象学’填补历史的空白处，这和苏雪林等一代熟悉泰西文学的才情很接近，可称作是玄想式的考证派……”其实，正统的历史学者的文章里也免不了玄想的成分，比如岑仲勉先生的。然而，一味凭细末的相似点进行中西勘同，而没有坚实的学术训练为基础，终究只能被人视为“玩票儿学问”而已。
与考证文字比起来，我更看重杨先生的诗作，尽管他常谦称这些只是“打油诗”。论技巧，杨先生的诗尚欠火候，比如我很欣赏他的一首《祝贺女作家谌容入党戏作一律》：
漫劳彩笔写悲欢，假假真真散淡篇。
人到中年才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
才情自应传千载，盛世何须减十年。
从此夫荣妻更贵，将来一定作高官。
首联便写得平庸。可是接下来的几句都好，情愫的细腻逐渐变为激越，而后化作诙谐。这里面有感慨，有愤激，也有达观。这样的“打油诗”是很妙的打油诗。在1949年以后的旧诗史上，《银翘集》是一本不能不提的诗集。
立言与立德
1995年，杨先生写了一首《中国作协老翻译家彩虹翻译荣誉奖》（该诗未及收入港版《银翘集》，见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诗》）：
半生早悔事雕虫，旬月踟蹰语未工。
恰似彩虹容易散，须臾光影便成空。
这里的自我调侃和自我否定，不宜以玩笑视之。这种无意义感和虚无感是经常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而且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的传统。
古人讲的“三不朽”，按顺序，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今人评价人物，尤其是文苑人物，往往把它调了个个儿：重视“立言”，忽视“立功”、“立德”。也就是说，重视这个人写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著作，而不很看重这个人在事功方面贡献多不多、在做人方面是否是个楷模。我认为，这种价值取向，是颠倒且错误的。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的遗产，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遗产，是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的感召意义。其他的，译作啦，考证啦，老实说，不是“神”，而是“迹”，说到底，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杨宪益先生是个“公子哥儿”，是旧社会过来的纨绔子弟，但是他保留了纨绔子弟所可能有的最优良的品质，比如不执着于名利、充分的自由感和人格的独立性。热衷于追求自己的乐趣是纨绔子弟的一大特征，不过，架鹰遛狗玩女人是乐趣，钻研学问也是乐趣，同为乐趣，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却差得很远。杨宪益先生的潇洒达观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公子哥儿”生涯，而他独能将那些腐败的沉滓洗去，这才是特别难得的。
中国的精神传统中有重要的一脉，乃是庄子这一脉，只是历来浮慕者众，力行者稀。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可说是个蒙庄之徒，尽管他自己未必以此自命。蒙庄之徒怎么样生活？就是游于世。不是游手好闲之游，而是不与世俗紧贴着，游离一点，同时，自由一点，可以游来游去。杨宪益先生在建国后形迹未脱桎梏，甚至一度身陷囹圄，但他晚年得如无用之樗，真是萧散极了。我把这看作是“立德”；他是个样板，让我们看到蒙庄之徒是怎么活的以及人应该怎么活。
（一个月前为《FT睿》杂志写的，不知刊出了没有。昨晚跟伯牛兄等共饭，他提及我们很久之前探讨杨宪益旧诗的事，我想起了这篇东西。我举的例仍是那首诗，存此，以志不忘。）
刘铮
《红楼梦》的翻译
杨宪益先生作为翻译家可谓译作等身。单从数量上看，他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考虑到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我就不再多讲了。若从质量上着眼，恐怕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杨宪益、戴乃迭二先生的中译英，译文是流畅的，意思的准确度也是较高的，文化上感到隔膜的地方很少；另一方面，客观地讲，他们的英译文在地道、优雅、贴近原文风格等方面还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在文字的处理上，随意性也比较大。比如，在杨、戴译的《宋明平话选》中，《错斩崔宁》一篇未将“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晦，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一句译出，也许是觉得后面的这两个典故解释起来过于烦琐。这个理由说得过去，但西方读者若以为自己读到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调，那就只能说是一种错觉了。
杨、戴译的《红楼梦》经常被拿来与霍克思译本比较，有人认为杨译胜，有人坚持霍译佳。一般的论调是，杨、戴译更贴近中文字面，霍克思则更多的考虑了英语世界读者的欣赏习惯和认识特点。这里且举一个例子，比较看看。《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末尾，宝玉听了黛玉的葬花辞：“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的自己伤心，却不道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
杨、戴译：Pao-yu, listening, was overwhelmed with grief（中文直译：宝玉听了，满腔愁绪）。
霍克思译：All this was uttered in a voice half-choked with sobs; for the words recited seemed only to inflame the grief of the reciter—indeed, Bao-yu, liste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ck, was so overcome by them that he had already flung himself weeping upon the ground（中文直译：上面这些是哽咽着说出的。这些话貌似只是引发了吟诗者的愁绪，而实际上，在石头另一侧听着的宝玉已被深深打动，竟扑在地上，哭了起来）。
显然，杨、戴在这一句的处理上是比较随意的，将一个本来并不十分简单的句子译得过于简短，不少关键性的信息都没能交代清楚。霍克思的译文，反而是尽量贴着原文走的，因此，在字数上比杨、戴译多出数倍。不过，霍克思在此略有欠缺的是，原文的“早已痴倒了”不像“已被深深打动，竟扑在地上，哭了起来”这么直白、动作感这么强，“痴”这个《红楼梦》里的关键词也没得到体现。
从上面这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单纯强调杨、戴译更贴近中文字面，是不大妥当的。我认为，更准确的提法也许是，在多数情况下，杨、戴译本中所带的中文痕迹更重，而简省缩略的地方也并不少。张南峰先生曾在《中西译学批评》一书中提出，杨宪益、戴乃迭因受政府委托从事翻译，会受到官方规范的制约，他们着眼的不是英语世界的接受，而是该书的赞助人和主要读者的接受，他们的目标文化不是译语文化，而是来源文化。这也就意味着，杨、戴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给真正的外国读者看的，而是给会点英语的中国读者看的。事实恐怕也正是如此——如果可以暂不考虑其中无法忽视的文化经营与文化权力问题的话。此外，李晶在《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一书中也针对杨、戴译《红楼梦》指出：“由于‘文革’主流话语体系的禁欲主义倾向导致文学作品对性的描写讳莫如深，译者在翻译中还是删去或淡化了原著中与性有关的内容，以期译作为翻译赞助人和目标读者所接受。”综合来看，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因素造成的，杨、戴译《红楼梦》事实上并不是一部严格遵循原著的译本，明白这一点，对正确评价杨宪益、戴乃迭两位先生的翻译成就至关重要。
钱锺书的批评
杨宪益先生晚年曾写过一篇《回忆钱锺书兄》（很可能是根据口述记录整理而成的），当中谈到：“我们离开英国后，就好多年没有见过面……日本投降后，我也同编译馆去到南京，差不多就在这时，他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当时好像是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主编了一本图书馆内部的英文学刊，刊名是希腊文，意思是《爱好读书》，大概同现在的《读书》月刊差不多。他向我约稿时我正对中西交通史有兴趣，写过一些汉魏到唐宋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东罗马友好关系的读书笔记……我就给他寄过两篇英文稿子，大概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这两篇英文稿子他的学刊也都登载了，他还寄来过那两期学刊。”范旭仑先生曾指出上述文字记述失实的地方：钱先生当时在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主编英文馆刊PHILOBIBLON，中文名叫《书林季刊》，共出七期（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公开出版，与“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不类。杨文一篇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号，“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部分是他后来收入《译馀偶拾》里的《迦腻色迦王的年代问题》的英译本，第二部分即《译馀偶拾》中的《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另一篇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号，“Chinese Account of 18th - Century England”（《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记载》，亦见《译馀偶拾》）。“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顶多说对了一半。
我不晓得杨宪益先生是没看见、忘记了还是特意没提，钱锺书先生曾在1948年第二期《书林季刊》上发表过一篇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 （谈谈《老残游记》第二章），评的正是杨宪益先生的《老残游记》英译本。这篇文章现已收入《钱锺书英文文集》一书，但我想，读过的人也许不多，因此在这里介绍几句。钱先生在文章中一面称杨译《老残游记》是am admirable translation（值得佩服的译本），另一方面又措辞严厉地指出，将“老残”译成Mr Decadent（直译：颓废先生）是错的，原话是：There is a definite suggestion of the mad, bad and sad fin de siecle about the English word "decadent" which would be here quite misleading（英语的decadent一词带有一种明确的疯狂、败坏、悲哀的世纪末意味，用在这里是很不对劲的）。即便是像该书英国版那样改为Mr Derelict（直译：被弃先生），也不准确。钱锺书先生解释说，《老残游记》中明确提过，“残”字借自一个和尚——懒残（杨宪益译为Lazy and Decadent），也就是《宋高僧传》里的明瓒和尚。而这个“残”，是残羹剩饭的“残”——明瓒“好食僧之残食，故残也”——跟“颓废”根本没有关系。杨宪益先生的《老残游记》译本上世纪80年代重新出版过，书名已经改为The Travels of Lao Can，直接用了音译。这跟钱锺书先生提的看法有无关系，不得而知。
重提这桩公案，目的是想指出，尽管杨宪益在他的自传中、在他的文章里多次以友善亲近的口吻提及钱锺书先生，但我们应该明白，在学问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钱锺书先生并无假借。我们应该以更坦荡、更理性、也更少拖泥带水的态度看待学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学人之间的学术水平存在客观差距的时候。
考证与作诗
杨宪益先生是个中西兼通的通才，而这种通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并非特别稀见。在中西史地考证方面，杨先生有他一小份颇有意思的成果，这就是《零墨新笺》，也即后来的《译馀偶拾》。对这本著作该如何评价，恐怕学术背景不同、所受学术训练相异的人不容易达成共识。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是那种想象力忒丰富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陈寅恪先生也是想象力忒丰富的人），这种人善于联想，长于识别模态，能在貌似并无关联的事物中发现共性。不过，这种联想能力理应受到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制约，否则就会流于狂想。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杨先生说中国的十四行诗出现得比意大利早两百多年，证据是李白有一首诗是十四行的，押韵方式也与意大利式十四行诗相近。至于李白的其它诗作如何、李白这首诗又以何种代表性以及何种语言呈现方式传到西方并被西方接受，杨先生就没有提了。张治先生评价说：“其考证多是涉及中西交通史方面，然实际只能算作是比较文学的思路，因为殊少中间环节的论证，谈不起“交通”二字……杨先生大多的考证还是靠不住的，盖以文学想象或今所谓的‘比较形象学’填补历史的空白处，这和苏雪林等一代熟悉泰西文学的才情很接近，可称作是玄想式的考证派……”其实，正统的历史学者的文章里也免不了玄想的成分，比如岑仲勉先生的。然而，一味凭细末的相似点进行中西勘同，而没有坚实的学术训练为基础，终究只能被人视为“玩票儿学问”而已。
与考证文字比起来，我更看重杨先生的诗作，尽管他常谦称这些只是“打油诗”。论技巧，杨先生的诗尚欠火候，比如我很欣赏他的一首《祝贺女作家谌容入党戏作一律》：
漫劳彩笔写悲欢，假假真真散淡篇。
人到中年才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
才情自应传千载，盛世何须减十年。
从此夫荣妻更贵，将来一定作高官。
首联便写得平庸。可是接下来的几句都好，情愫的细腻逐渐变为激越，而后化作诙谐。这里面有感慨，有愤激，也有达观。这样的“打油诗”是很妙的打油诗。在1949年以后的旧诗史上，《银翘集》是一本不能不提的诗集。
立言与立德
1995年，杨先生写了一首《中国作协老翻译家彩虹翻译荣誉奖》（该诗未及收入港版《银翘集》，见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诗》）：
半生早悔事雕虫，旬月踟蹰语未工。
恰似彩虹容易散，须臾光影便成空。
这里的自我调侃和自我否定，不宜以玩笑视之。这种无意义感和虚无感是经常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而且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的传统。
古人讲的“三不朽”，按顺序，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今人评价人物，尤其是文苑人物，往往把它调了个个儿：重视“立言”，忽视“立功”、“立德”。也就是说，重视这个人写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著作，而不很看重这个人在事功方面贡献多不多、在做人方面是否是个楷模。我认为，这种价值取向，是颠倒且错误的。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的遗产，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的遗产，是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的感召意义。其他的，译作啦，考证啦，老实说，不是“神”，而是“迹”，说到底，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杨宪益先生是个“公子哥儿”，是旧社会过来的纨绔子弟，但是他保留了纨绔子弟所可能有的最优良的品质，比如不执着于名利、充分的自由感和人格的独立性。热衷于追求自己的乐趣是纨绔子弟的一大特征，不过，架鹰遛狗玩女人是乐趣，钻研学问也是乐趣，同为乐趣，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却差得很远。杨宪益先生的潇洒达观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公子哥儿”生涯，而他独能将那些腐败的沉滓洗去，这才是特别难得的。
中国的精神传统中有重要的一脉，乃是庄子这一脉，只是历来浮慕者众，力行者稀。在我看来，杨宪益先生可说是个蒙庄之徒，尽管他自己未必以此自命。蒙庄之徒怎么样生活？就是游于世。不是游手好闲之游，而是不与世俗紧贴着，游离一点，同时，自由一点，可以游来游去。杨宪益先生在建国后形迹未脱桎梏，甚至一度身陷囹圄，但他晚年得如无用之樗，真是萧散极了。我把这看作是“立德”；他是个样板，让我们看到蒙庄之徒是怎么活的以及人应该怎么活。
（一个月前为《FT睿》杂志写的，不知刊出了没有。昨晚跟伯牛兄等共饭，他提及我们很久之前探讨杨宪益旧诗的事，我想起了这篇东西。我举的例仍是那首诗，存此，以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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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资料书” 实为大著作
乔纳森 发表于 2010-01-02 11:33:32
刘铮
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的一条脚注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过去，哲学史、思想史都曾经有过人们业已熟悉并普遍认可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配合着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思路，建构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有宰制力的叙述框架，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只要他不是白手起家或半路出家，就一定会落入这种看似本色的‘历史’中。中国的不必说，仅美国的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就有狄百瑞编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和陈荣捷编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尽管它们的叙述思路与中国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的哲学或思想史并不相同，但是，他们仍然是聚焦在经典文献、精英思想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这些参考资料集与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凝固了后来者的视角、立场……其中狄百瑞的资料集在章节的设计上较好，而陈荣捷的资料集在注释与解说上较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页18）葛兆光的话大体公允，不过应该补充一句，狄百瑞编的那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上册1960年第一版，下册1964年第一版）尽管是由他主编，但其实陈荣捷也参与了写作，且承担的分量与狄百瑞相当（此外尚有华兹生、Chester Tan二人帮忙）。这就意味着，陈荣捷对美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之形成，起到过关键的作用。
在杨儒宾等翻译的繁体字版《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一版）问世之前，陈荣捷这本书的英文原著一直被学术界习称为《中国哲学资料书》，从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印行第一版开始，这本“资料书”便成为研习中国哲学的海外学人必备的著作。说它的叙述框架“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有宰制力”当然不错，但这是针对北美汉学讲的，对于中国大陆的读者，尤其是非哲学专业的读者而言，陈荣捷这本书就谈不上什么影响力和宰制力了，因为他们压根没见过，而他们通过教育或借由书本接受的那部分哲学史常识又与陈荣捷标举的那些存在明显差异。
今天来看《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简体字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在选目上，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它与中国大陆同类选集的不同之处，比如魏晋部分只收了王弼、郭象、何晏三人，裴頠、范缜之流不与其列；再比如唐代只提韩愈、李翱，没有我们这里看重的柳宗元、刘禹锡等；而明代只有王阳明、王夫之入选，王廷相、李贽、方以智这种都没有机会。此等地方，固然可以看作一种缺陷，但反过来说，也不妨视为一种特色。事实上，作为朱子学的专门家和新儒学的倡导者，陈荣捷先生对儒家一脉的传承是最关注的，在他这本书中，宋以降的三分之一篇幅，几乎成了儒者的“家天下”，{作为现代中国哲学核心人物选出来的张东荪、冯友兰、熊十力，皆可归入儒者行列（张东荪晚年归儒，著有英文《新儒学思想史》）——此句有误，请读者不要信从，参看回帖}。这样一本重儒的书，置于一大堆重唯物主义的书之间，其现实意义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以彰显。
在中国，与此“资料书”相当的，只有石峻主编的《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卷1988年12月第一版，下卷1995年12月第一版）。上面所举裴頠、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廷相、李贽、方以智诸人，俱见该书。译文方面，《选读》博采众长，兼收新译，狄百瑞、陈荣捷等书也在采择之列，问题是关键术语的译名无法统一，不像陈荣捷的“资料书”成于一手，能保持前后一致；其次，《选读》只有原典，没有评价解说，初学者无从悟入。反观陈荣捷之书，无论是叫“资料书”抑或曰“文献选编”，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真实价值：实际上，这是一部随处可见陈荣捷学术心得的大著作，作者针对选文所作的评骘、提点、解释、辨析都具相当水准。正因为如此，许多学人并没有把它仅仅当成“参考资料”或教科书，而是看作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频繁征引。比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里就提到过：“陈荣捷在其《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三十四章中指出，朱熹发现了化石的性质，早期新儒家们在药草、指南针、化石、算学、地理、绘图术等等，都曾有所撰述。”（页338）另一方面，批评商榷者亦数见不鲜。比如美国汉学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中探讨程颢以水喻性的那段著名语录（该语录见《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简体字版页451），称：“程颢这段话一直困扰朱熹……陈荣捷先生承认朱熹讨论程颢的著作时，以谈论这段话最多。因为程颢将清水比喻善性，陈先生的讨论就此打住，把难题简单搁在一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页73）再如香港学者王煜在《新儒学的演变》中说：“朱子专家陈荣捷教授，也许受朱子误导以致不屑披览《中说》，所以1963年他的英文名著《中国哲学资料书》提到作者成问题的《文子》和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的《中论》而不提隋代鸿儒文中子（王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页13）。像这类指责，恐怕都忽略了《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一书的篇幅问题及著作性质。陈荣捷先生的英文原著，包括索引等在内，厚达856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可能已达到一本单册书的容量极限了。陈先生不可能在一本无论如何终究属于入门读物的书中将所有重要的问题一一说清，也没必要把所有值得一提的人物挨个讲到。这些批评商榷的出现，反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的学术地位——经典的磁场总能吸引到太多辩诘与质疑的细屑。
当然，陈先生的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仍在于它是用英文写就的；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他尝试用一种西方语言将中国的哲学加以重现、重组，没有什么比这种语言转换更具挑战性。因此，它的中译本无疑是有局限的，假若未能与原著对照阅读，那损失就不言而喻了。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简体字版的中译本，将给那些对古代思想真正有兴趣的中国读者带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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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2009年12月外文书单（评注版）
乔纳森 发表于 2009-12-26 09:22:12
2009年12月外文书单（评注版）
希腊文、英文
格奥尔格·奥腾里斯编著《荷马词典》
英文
赖德烈《中国》
富路德《中国人简史》（评注：第四版）
顾立雅《中国之诞生》
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评注：有中译本。）
彼得·弗莱明《独行中国》（评注：有中译本。）
保罗·克拉克《中国文革史》
高默波《为中国的过去而战：毛与文革》
《剑桥插图写本集》第一部分两册
约翰·巴罗《众史之史》
理查德·霍尔姆斯《奇观的年代》
海伦·文德勒《莎翁商籁艺术》
迈克尔·芬奇《切斯特顿传》
《托洛茨基的战争通信集：巴尔干战争1912-13》
保罗·古德曼《荒谬成长》
迈克尔·哈林顿《偶然的世界》
海伦·汉芙《Q的遗泽》
伯纳德·列文《抉择》
斯坦利·卡诺夫《五十年代的巴黎》
德文
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
日文
内藤湖南《支那论》
坂出祥伸《东西汉学状况》
高岛俊男《水浒传的世界》
李维英雄《我的中国》
阿辻哲次《禁忌的汉字学》
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评注：有中译本。）
小谷野敦《日本卖春史》（评注：这是我的第七本小谷野敦著作。）
《对谈 杉浦日向子的江户塾》
高岛俊男《座右的名文：我喜欢的十位文章家》（评注：这是我的第七本高岛俊男著作。）
河内一郎《漱石舔果酱》
小野正文《如何阅读太宰治》
林望《东京珍景录》
内田百闲著、池内纪编《百闲随笔》两册
丸谷才一《颜料店的女主人》
小林信彦《花与炸弹》
中丸明《通过绘画读圣经》
希腊文、英文
格奥尔格·奥腾里斯编著《荷马词典》
英文
赖德烈《中国》
富路德《中国人简史》（评注：第四版）
顾立雅《中国之诞生》
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评注：有中译本。）
彼得·弗莱明《独行中国》（评注：有中译本。）
保罗·克拉克《中国文革史》
高默波《为中国的过去而战：毛与文革》
《剑桥插图写本集》第一部分两册
约翰·巴罗《众史之史》
理查德·霍尔姆斯《奇观的年代》
海伦·文德勒《莎翁商籁艺术》
迈克尔·芬奇《切斯特顿传》
《托洛茨基的战争通信集：巴尔干战争1912-13》
保罗·古德曼《荒谬成长》
迈克尔·哈林顿《偶然的世界》
海伦·汉芙《Q的遗泽》
伯纳德·列文《抉择》
斯坦利·卡诺夫《五十年代的巴黎》
德文
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
日文
内藤湖南《支那论》
坂出祥伸《东西汉学状况》
高岛俊男《水浒传的世界》
李维英雄《我的中国》
阿辻哲次《禁忌的汉字学》
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评注：有中译本。）
小谷野敦《日本卖春史》（评注：这是我的第七本小谷野敦著作。）
《对谈 杉浦日向子的江户塾》
高岛俊男《座右的名文：我喜欢的十位文章家》（评注：这是我的第七本高岛俊男著作。）
河内一郎《漱石舔果酱》
小野正文《如何阅读太宰治》
林望《东京珍景录》
内田百闲著、池内纪编《百闲随笔》两册
丸谷才一《颜料店的女主人》
小林信彦《花与炸弹》
中丸明《通过绘画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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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评《OED的故事》及《万物之要义》
乔纳森 发表于 2009-12-13 12:06:29
一个语言的伟大梦想
刘铮
OED与维基百科
在今天这个“维基时代”里，该如何评价《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当年取得的成就？至少在我看来，它依然是惊人的。
尽管维基百科（Wikipedia）的条目据说超过1000万，但它成于众手，编写水平参差不齐，很难甚至不可能有统一的编辑理念，虽然网络浏览者依赖它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它的可依赖性仍然得不到切实的保障。1928年编就的《牛津英语词典》收入词条41万以上，引文例证超过182万条，这些数字跟维基的1000万相比，似乎显得逊色，然而，关键在于，这41万条里的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挑选、精心编写、精心校勘，而且，词条编写的权力始终掌握在第一任主编詹姆斯·A·H·默里以及他的几个继任手中，事实上，在字母E以前，每个条目都是由默里一人独力编写的！大船只能有一个船长。从编辑思想上看，《牛津英语词典》自创制之初起就是“威权主义”的，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普罗主义”有着根本的矛盾，这也是我们在回看它的时候感到它是如此独特、如此不可思议的主要原因所在。
对那些打算阅读《OED的故事》的读者，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建议你们在读完序言后直接跳到第一章的第49页开始往下读，前头回顾英语及英语词典颠踬变迁之路的部分，不妨放到以后慢慢读，重要的是，1857年11月5日这一天，英国语文学会那些穿着长礼服的男性会员们达成一致意见：应该有一部新的英语词典，按一年后通过的正式决议，它应该是一部“按历史原则编纂的新英语词典”。什么叫“按历史原则”？就是说，在解释词语时，要考虑它的生成、发展、变化，在提供例证时，就像你将在《OED的故事》中文版封面上看到的那样，例句前写着出处的年份、作者以及页码。中国的《汉语大词典》的编撰大致模仿这一方式，但对出处的具体年份和页码，都付诸阙如了。“按历史原则编纂”，就相当于，为每一个词写一篇小传，不管它的历史有上千年还是只有几年，你都得把它的生平讲清楚。为了做到这一点，《牛津英语词典》（最初它还只是叫《新词典》）的编撰队伍展开了工程浩大、让人嗟叹称奇的语言素材收集工作。志愿者的热情，让我们不由联想到参与维基百科编辑的同代人，在发出征集信的第二年，引语纸条就达到65万条以上，在默里和手下人开工的最初三四年间，“整个事业仿佛就是不断地筛选、分类、阅读这些引语的过程。编写这部伟大著作，哪怕是它的第一卷，看来也非常遥远，有如海市蜃楼或幻梦一般”。实际上，从1879年默里受聘成为词典主编算起，整整五年后，第一分册才出版，它收入8365个词，包括从A到Ant的全部英语词汇。问题是，通过历史的后视镜，我们看到，从A到Ant的词汇，只占词典总词汇量的2%而已。
不可重复的伟业
《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过程，对主编默里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漫长折磨。除与词汇本身搏斗外，默里还得承受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方面的巨大压力，《OED的故事》充分揭示了商业出版机构的文化使命感是一样多么脆弱、多么不可久恃的东西。当然，事情的进程的确偏离航线太远、超出预算太多——原定的编纂周期是10年以内，结果耗费了54年；原定的词典篇幅不超过7000页，最终第一版就达近1.6万页；原定的项目资金是9000英镑，结果花了整整20万英镑——这样一个屡次延误工期、一再追加投资的项目，在任何投资人和经理人眼中，都只能是一个噩梦。然而，它同时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狂野之梦。就像《OED的故事》作者温切斯特敏锐地洞察到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总是那么野心勃勃，充满了绝对的自信。那是一个伟大人物、伟大眼光和伟大成就的年代。拥有着各种希望，各种宗教的、道德的、商业的意图，他们就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而“这个编词典的计划正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大步前进中制订的任何计划一样，都具有庞大的规模”。这一类比是否是一种“过度阐释”？不是的。英国在海外殖民地拓展疆土与为自己的语言勘定边界都出自相同的帝国冲动。认为编这样一部前所未有的词典的想法只是某几个知识人个别的执念，这并不正确，至少，我们得将它看作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1896年，《牛津英语词典》的出版陷入困境，出版社方面想打退堂鼓，“《星期六评论》立即表示了他们的极度震惊。他们指出，中止《牛津英语词典》项目无异于‘一场民族的灾难……是牛津大学难以洗刷得耻辱’。牛津大学出版社遭到了人们的贬斥，被指责为庸俗和贪婪。相反，默里倒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高尚而孤独的英雄……”其实，在分册出版的过程中，《牛津英语辞典》一直销量不佳，不断赔钱，可是你知道，人民就有这个特点：文化正常存活的时候，人民是不理会它的，一旦有人宣称文化在危亡之秋了，人民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就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全涌现出来了。
为什么在今天《牛津英语词典》这样的伟业变得无法想像了？准确地说，是因为我们的政治结构与精神气候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一方面，《牛津英语辞典》在我们看来仍是伟业，另一方面，这种伟业也是“过去时”的了，就好比我们不可能因为秦兵马俑或明长城雄伟就去再建一座，《牛津英语辞典》也必然是一种绝响。
词典背后的人们
1977年，K·M·伊丽莎白·默里为祖父写的《坠入字网——詹姆斯·A·H·默里和〈牛津英语词典〉》一书出版，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他的书评里写的第一句话就是：“维多利亚时代那些腹笥甚广的学问家，莫非他们需要的睡眠时间比我们少？”
1866年，29岁的詹姆斯·默里写给大英博物馆的求职信，现代人读来恐怕要脸红心惊：“我一般地掌握了雅利安语系和叙利亚-阿拉伯语系的各种语言与文学知识……我比较熟悉其中的几种，例如罗曼语支系中的意大利语、法语、加泰隆尼亚语、西班牙语、拉丁语，也稍微懂一点葡萄牙语、瑞士沃州方言、普罗旺斯语以及各种方言。在条顿语支系中，我相当熟悉荷兰语、佛来芒语、德语、丹麦语。对于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密西哥特语，我作过较深的研究，写过若干论文准备出版。我懂一点凯尔特语，目前正在学习斯拉夫语，对俄语已稍能运用。在古代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楔形文字以及古印度梵文方面，我为了研究比较语文学也懂得一些。我对希伯来语和古代叙利亚语的掌握程度，使我能读懂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和伯西托本《圣经》。我也略知古阿拉姆的阿拉伯语、科普特语，格泽纽斯所发掘整理出来的腓尼基语语言知识已尽然掌握。”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位在海外渣打银行伦敦总部工作的小职员没能得到大英博物馆的职位。我详引这封信，目的就是让我们都回忆或预测一下，我们29岁那年可以称得上“掌握”的学问到底有多少。结论恐怕只能引向同一方向：维多利亚时代的能人们也许确实比我们睡得少。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许比我们更明白，人的一生若想有所成就，最好的办法不是四面开花，而是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对默里来说，这件事情就是编字典。这位从14岁起就再没进学校念过书的自学成才者本身就是那个神奇的时代的缩影，那是一个伟大梦想有望实现的时代。
当然，这个伟大梦想是建筑在无数不那么伟大的梦想的残骸之上的。要说《OED的故事》有什么地方比《坠入字网》更吸引人的，那就是它描写了那些为《牛津英语辞典》消磨过一生光阴、很少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的人。美国人菲茨爱德华·霍尔“整整二十年，每天为词典工作四小时以上……默里不断赞美他‘为英语作出了自愿、无报酬的贡献’。但是两人从来没有见过一面”。威廉·切斯特·迈纳是温切斯特之前那部更细腻、更激动人心的著作《教授与疯子》的两个主角之一，而默里就是那个“教授”，自然，你知道谁是“疯子”了。他在精神病罪犯医院里为词典辛勤工作了二十一年，前七年就已提供了16.5万条引语。斯威特曼从17岁起在默里的缮写室工作，他干了四十三年。排字工詹姆斯·吉尔伯特，他为《牛津英语字典》排了三十六年字。温切斯特写道：“许多人……年复一年把自己的劳作贡献给这个工作。对它怀抱着难以理解的乐观希望，坚持要成为它的一部分”，“他们的兴趣非常广泛，他们的知识非常丰富，他们的决心无比坚定，然而除了词典本身以外，他们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只有他们的名字留存在词典各分册、各卷的一大串名单之中，使某些读者停下来思考片刻——这些人到底是谁？”温切斯特在第七章里不只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每次读到都心头一热。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觉得，这些人对梦想是什么也许比默里理解得要深刻得多，也深沉得多。
[版本对照]
由于版权代理方面的疏忽，原名为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直译：所有事物的意思：《牛津英语辞典》的故事）的这本当代作品居然在同一年里出现了两个中译本：一本是《万物之要义——〈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记》，另一本是《OED的故事》。这在当代中国的翻译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假如您只是想找一本有趣的书来读，而不是像我一样有比勘译文质量的癖好，那我建议您选择《OED的故事》。主要的理由当然是它的译文准确度更高一些，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万物之要义》对作为例子出现的英语难词往往不加翻译、说明，而《OED的故事》在这方面则周到得多。
举个例子，作者写道：“像aardvark和aardwolf这样一些字，词典专家们认为绝不可少的，某些佚名委员怎么敢说这些字太专门、太外国味，主张从词典中删除？”（《OED的故事》第127页）上面那两个英文字，在《英汉大词典》里可是找不到的，但是，说白了，你读这样一本关于语言的通俗书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增加点见闻，转头跟女友聊天时能多个博学的话头吗？《万物之要义》一直没有解释那两个字，而你读《OED的故事》，读到第143页时就会发现如下一句：“尽管乔伊特在委员会里的佚名朋友极力反对，aardvark（南非土豚）与aardwolf（南非土狼）这两个词仍然被收入词典中……”所谓阅读之乐，不过如此罢。
况且，《万物之要义》把意思译错的地方着实不少。比如它的第271页有一句：“宇宙哲学家默里·杰尔曼帮助完成了Quark，Psychedelic的释义，这两个词是1957年创造出来的，在大词典补编第三卷完成付印的过程中开始流行，所以编者就把它们收入了词典，很及时。”假若你的英语词汇量足够丰富，或许知道Psychedelic是“迷幻药”的意思，你会奇怪“宇宙哲学家”为什么在帮忙解释“夸克”之余还得附带为毒品下定义。其实，这里是译错了。《OED的故事》相应译文为：“宇宙论者盖儿-曼解说了quark（夸克）。1957年发明了psychedelic（迷幻药）这个词，在增补卷第三册印出的时候正流行，恰巧赶上被收入其中。”
《OED的故事》 [英]西蒙·温切斯特著 杨传纬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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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2009年11月外文书单（评注版）
乔纳森 发表于 2009-11-26 23:18:38
2009年11月外文书单（评注版）
英文
贝蒂·珍·罗芙兰、潘乃昭主编《十九世纪澳门新教徒》
顾彼得《玉山观》
王红公、钟玲编译《中国的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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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仁龙编译《中国画论》
A·G·伍德海德《希腊碑铭研究》
C·F·D·穆尔《新约的诞生》
杜威·M·比格尔《圣言入英：圣经英译的历程》
玛丽·波伊斯《琐罗亚斯德教研究文字资料集》
雷曼、罗斯编《韦伯的新教伦理：起源、证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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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则》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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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的心理分析》
梅兰妮·克莱因《嫉妒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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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帕特森《自由，第一卷：在西方文化形成过程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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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多伊尔《法国大革命小引》
安德鲁·胡塞《巴黎秘史》
克罗齐《文学与文学批评论文选》
F·R·利维斯《共同的追求》
詹姆斯·塞克斯顿编《奥尔德斯·赫胥黎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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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著、夏尔·阿普姆译《论老年、论友谊、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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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克罗齐埃《被封锁的社会》（评注：有中文译本。）
阿兰·图海纳《乌托邦式共产主义：68年5月运动》
皮埃尔·安萨尔《当代社会学》
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评注：有中文译本。）
让·斯塔罗宾斯基《活眼1·批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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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地伸行译注《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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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著、吉川忠夫、船山彻译《高僧传》（一）
乌尔曼著、龟井兔梦监译《魏复古评传》
林田慎之助《北京物语》
安藤彦太郎《中国通信1964-1966》
鲁迅等著、今村与志雄译《中国的名诗9·黎明之诗》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1·明治维新》（评注：有中文译本。）
寺田透《和泉式部》
目崎德卫《在原业平、小野小町》
河上肇《回忆》
木田元《海德格尔的思想》
巴塔耶著、生田耕作译《被诅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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